就像前面说的，这在吕天成《曲品》中谈到杂剧与传奇结构上的区别时就曾指出:
杂剧但摭一事颠末，其境促;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
而且元杂剧情节结构上依循着起承转合的规律模式行进，也就是剧由一人主唱，主唱的角色便为剧中的主要人物，一人一事贯彻着整出戏曲。
同时传奇体制长幅，依循着点线组合方式铺设关目;角色方面虽不再有一人主唱的限制，但主要仍是以一生一旦为主，剧中的情节铺展固可悠长延展，但亦需以生旦及其所发生之事件作为中心主线来延伸发展。
换句话说就是二者在情节铺设的共同点为皆是以特定的人物与事件作为情节结构的重心，用以贯串所有情节发展。
然而杂剧受到一本四折的篇幅限制，不可能详尽地细述一件事的始末，故曰「其境促」。
并且传奇由于篇幅较长，故能以特定人物作为事件主角，周详细密地交代其遭遇之始终，故言「其味长」。
其后如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论传奇的要素有以下评论:
然传奇，一事也，其中义理，分为三项:曲也，白也，穿插联络之关目也。
元人所长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与关目，皆其所短。
其认为曲、白与关目情节当为戏曲最重要的三项要素，而元人所擅长者则以音乐为主，口白与情节方面的表现则不足可观。
再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十二〈元剧之文章〉中提到: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
又言: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
所以我们从其文章词句一事中就可以看见虽然其肯定了元代杂剧的艺术成就，但在另一面说来，却也否定了元杂剧情节的布局与构思上的表现。
当然，我们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比较两个时代的戏曲情节设计上的优劣，事实上在不同的形式体制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戏曲审美焦点与艺术趣味并不同，未将其放在同一个平衡点上论其高下。
或者说，元杂剧在结构上一人独唱限制了角色多元塑造发挥的空间、一本四折为限则令场面、人物、事件都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体制之内，在这样严格的规范之下，戏曲情节并没有一个太多的发展空间。
然而形式规范固然可能对于作家创作自由形成束缚，短小严整的格局也是促成情节发展更为集中凝练，主题思想亦更为集中鲜明的一种优势。
相形之下传奇在情节设计上则拥有较为自由的创作广度，作家得以尽情地铺展故事情节，周详叙述角色人物的经历。
因为戏剧情节规模长度的扩充对于一出戏曲而言可以是优点，亦可能成为其缺失。